家在山西曲沃县的贺吉祥今年25岁，最近慕名来到太原一家三甲级医院。原本她只想开一些中药，调理流产之后的身体，没想到这位老医生却拒绝开中药处方。

　　“她要求我先去附近一家民营医院，做B超和优生检查，”贺吉祥向记者抱怨说，“检查结果出来后，她给我开了一堆成品药，检查加药费花了一千元。”

　　在中国，贺吉祥的遭遇许多患者都经历过。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医院不得不通过销售药品获得差价收入以补偿运行成本。这种“以药养医”模式导致公立医院运行和发展严重依赖药品收入，也助长了公立医院的趋利倾向，患者十分不满。

　　山西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魏忠海说，“以药补医”的后果之一，是一些医生故意不选用价格低、效果好的廉价药，反而选用高价药，从中拿取高利润的回扣。

　　“收受回扣，这样传帮带下去，对下一代的医生影响很不好。”他说。

　　事实上，解决“以药补医”正是当下中国医改的难题之一。2009年，中国新医改方案明确，国家将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逐步扭转“以药补医”现象。

　　此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实施。有关部门制定基本药物目录，以省为单位统一招标采购，配送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

　　在9日的人大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说，原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核心机制是以药补医，久而久之形成了利益驱动机制。取消药品加成，就切断了这一利益链条。

　　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将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具体途径。对医院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

　　“看病贵主要在大医院，要改变‘以药补医’，还要从公立医院改起，从大城市的公立医院改起，”山西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韩荣莲说。

　　据报道，通过探索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已有273家试点公立医院通过改革补偿机制取消了药品加成。

　　“这些年公立医院的改革，比过去有了更加明确的任务和方向，”医改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说。

　　李玲指出，患者没有医学知识，医生给开啥药就买啥药，却不知有些药物和检查根本是不必要的。“新一轮医改的鲜明特点是政府主导和公益性。政府对医疗的特殊性有了充分认识，即病人和医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不过，“以药补医”现象存在多年，改革呼声一直强烈，实际推进的过程却相当艰难，显然无法一蹴而就。孙志刚指出，以药补医的机制破除以后，用什么样的新机制来取代，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建立新机制，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办法。

　　“探索医药分开非常好，但要抓到核心点，即‘利益’二字，”李玲认为，把药的利益和医生利益分开了，才是真正的医药分开。

　　山西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兰胜民说，做医生非常辛苦，加班是常事，还经常要通宵，而且压力很大，毕竟人命关天。国家提出改变以药养医，通过提高医生诊疗费等增加医生收入是好事，但仅是改革的一方面。

　　“根本上还在于国家要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改变其自负盈亏的局面，同时引入考核竞争机制，才能使看病贵、看病难有所缓解。”兰胜民说。

　　李玲建议，要给医务工作者提供职业幸福感和自豪感。她说，“医生应该有和职业相对称的收入，享受住房等保障。当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职业受到尊重时，自然会内生地去控制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