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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的‘建设靠国家，设备靠国家，吃饭靠自己’不同，民营医院无论从投入到经营，都要靠自己，压力大是肯定的。”李镜波曾经是东莞最年轻的公立医院院长，拥有27年不同所有制医院院长经历。在这位“老兵”看来，民营医院是一项很“烧钱”的事业，投资需要长期眼光，想在短期内“捞一把”的投机行为注定是失败的。 对此，位于寮步的同济光华医院董事长邝照光也持相同观点。他说，真的想赚钱，就不会投资民营医院，因为投资民营医院意味着前几年要不断地往里面砸钱。 与同济光华医院背靠银基集团类似，康华医院背后是以投资房地产起家的康华集团。“目前，康华医院总投资已经超过20亿元，还在持续投入，预计达到收支平衡还需2—3年时间。”邹旭分析。 而和这些背靠大财团的民营医院不同，在东莞“遍地开花”的莆田系医疗机构则捉襟见肘的多。“莆田系主要从小诊所科室做起，不会在一个医院投入上亿资金。再说，心态也不可同日而语，康华医院的投资回报在10—50年，而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大多在短期内要实现赢利，这让他们在发展上冒的风险更大。”一位行业研究人员表示，像目前新建一所民营医院，基本都是一半老板掏钱，一半银行贷款。如果老板实力不济，医院又不能在几年周期内收回成本，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说实话，东莞的医疗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没必要再新建医院了。”李镜波说，身为东莞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会长，他很担忧同行的状况。“这个市场最终会大浪淘沙，市场的抉择是残酷的。一批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完善，甚至时常出现医疗事故的民营医疗机构，很难在这一轮竞争中挺住。” 规模做大压力也会更大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一些民营医院反而更加执着地发展，以期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新医改”的若干政策，一方面为快速发展的民营医院“减负提速”，另一方面也导致已经做大的民营医院压力更胜以往。 “以前，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要多交5.5%的营业税和33%的利润所得税，这对我们的压力很大。2009年，东华医院光纳税就花了数千万元。而从2009年开始，国家减免了民营医院的营业税，利润所得税也降至25%，2010年，东华医院的纳税就少交了两三千万，这对我们确实是很大的利好。”李镜波说。 如今，个别民营医院还在争取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去年广东省卫生厅提出，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这样就会在税收上和公立医院“平起平坐”。 根据东莞市卫生局的统计，全市27所民营医院中，核定经营性质为营利性的25所，非营利性的2所。然而李镜波认为，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响应的民营医院实际上并不多。“首先，政府需要核实医院资产，这个界定过程并不容易；其次，若由营利性医院转由非营利性医院，相当于把老板的私人资产转为社会资产，产权模糊以后，会给医院管理带来很多问题。” 相比税收，邹旭更担心的是人才。“政府应该考虑，是否把医院发展的口子拉得太大了。目前这么多大医院上马，公立医院要求发展，民营医院更求发展，如此竞争出现副作用是必然的。其中，人才队伍跟不上是主要原因。” 尤其面临冲刺“三甲”，对于人才的抢夺更为激烈。“一个好的医生，从大学毕业到小有成绩，至少需要8—10年的沉淀。但是现在好多医院互相挖角，这对人才培养是有伤害的。没有人才队伍，就会影响医疗水平，最终败坏民营医院的整体形象。” 其实，最让已经做大的民营医院忧心忡忡的，还是社保问题。“东莞的社保全国领先，对民营医院也都一视同仁，基本放开民营医院成为社保定点医院了。然而另一方面，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市社保局对每家医院都有社保定额限制，实行总量控制。一旦一家医院超出太多，就会面临停保甚至罚款的风险。”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2008年至2009年左右，康华医院的业务量增长最快。“因为那时候社保有钱，对医院没有实行定额限制，这正好适应了康华这种大规模的医院。之后，社保定额控制的政策实行了。康华医院的发展一下子被遏制了。”对于这一观点，邹旭无奈地表示，目前来医院看病的患者，超过一半都会使用社保，社保的瓶颈制约确实对医院影响很大。 除被社保“卡住脖子”，做大的民营医院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东华医院一年就要接收很多三无病人、流浪人员等，他们看了病之后没钱付，医院只能倒贴。医院目前在这方面的坏账达到三四百万元。”李镜波说，尽管市里医疗救助基金每年补助10%—20%，但这对于医院仍然微乎其微。记者了解到，同样的问题，康华医院、光华医院等也同样存在。 今年东莞“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曾提议，将去年12月底成立的市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升格为市一级协会，这样可由原来监管二三十所民营医院扩展至全市数百个民营医疗机构。“听说，市卫生局已经受理并在研究这个提案。” 李镜波表示，他更希望全市民营医疗机构抱团合作，共度危机。“比如这次的三甲评审，应该把他看成行业荣誉，所有的民营医院都要静下心来，在管理和服务上好好下一番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