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莺 1974年生人，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2011年10月，因注册并勤更微博“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讲述医院囧事、生活趣事而走红。目前，于莺的微博粉丝高达208万，被网友称为个性直率、言语幽默的“协和姐”。

　　对话动机

　　6月8日晚9时，“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发布微博消息，宣布“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

　　第二天上午，“女超人”再度就辞职一事发表微博，并顺带打趣从协和医院辞职要盖满20个章。

　　于莺要辞职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众多网友围观、跟帖。9日晚，于莺接受新京报专访，谈为何辞职、谈现有医疗体制的问题。

　　6月8日晚9时，“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发布微博消息，“妞爸要去玉树支边三年，而我，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打算给自己放一个月大假，追求自由执业之梦想！”

　　9日晚，新京报记者专访于莺，“女超人”说，现有医疗体制有太多问题，反而预示着，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将迎来改革的春天。走出体制，她依然会坚持做医生，并希望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医生一起，打造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

　　谈辞职

　　科研不应是评价医生的惟一道路

　　新京报：对于你要辞职，领导和同事大吃一惊还是意料之中？

　　于莺：我不是一个冲动起来就撂挑子走，或者什么事情都藏着突然亮杀手锏让别人难堪的人。辞职的事情，我考虑了一年多，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两三周前，我在科里透露过，我们领导应该是早有预料。

　　新京报：辞职办得顺利吗？

　　于莺：（摇头）要盖20个章，还有很多七零八碎的事情。

　　新京报：这种体制内程序的繁琐，是你下决心要离开体制的一个原因吗？

　　于莺：倒不是因为盖章的事情。最直接、最根本的理由是，现在对医师的评定、评价体系，还是SCI文章、科研这个指标。我承认我没这个天赋，但我的临床能力很强。我觉得，科研这条道路可以有，但不可以是评价医生的惟一道路。

　　新京报：你两年前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不愿写SCI文章。

　　于莺：其实当主治医并不可耻，但在公立医院这个学术评价氛围中，如果不去拼命发论文，会显得很另类。

　　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因为这个苦恼。但我在想，这个社会已经允许大夫变成一个有个性的人。想在固有的评价体系之外，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大夫，可能越来越多。比如我，想去体制外把医生做好，看能不能树立一个榜样，让大家知道，体制内不是好医生的惟一通道。

　　谈医患关系

　　医院应放低身段和病人平等沟通

　　新京报：这两年，你发微博揭医疗黑幕是不是惹来很多压力？

　　于莺：（点头）也有人说，你就是会讨媒体喜欢。我觉得不是这样，医生是需要话语权的。但现在我们的公立医院，做得很不够。

　　比如说你去采访一个医疗事件，可以很顺利地采访到患者、家属，但能否采访到当事医生，需要医院层层把关。医院宣传部门甚至不肯跟你见面。其实，医院这种态度会让人产生极大的反感，反而不利于医患的沟通，包括媒体如何公正地报道这个事件。

　　新京报：你觉得遇到这种事医院该怎么做？

　　于莺：需要（当事）医生发声。现在网络上，无论是对具体的医患纠纷，还是对整个群体的评价，大家的发言不再是一边倒式地骂医生。这与我们这一批的医生，不断利用自媒体向外发声，与公众互动，是有关系的。

　　一场医患纠纷，真是医院做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做错了故意掩盖；或是你没错，就做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我觉得，公立医院和医生都应该放低身段，跟病人做一个平等的沟通。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是因为公立医院没营造一个医患平等对话的平台，包括协和？

　　于莺：这样的说法不全面，一方面是没有平等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政策体制也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病人一窝蜂往大医院挤，加重了看病难。所以我觉得医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自公平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困境，督促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也希望协和医院能作为行业的老大，放低身段，和媒体及患者平等交流。

　　谈医改

　　公立医院应是真正为百姓看病的

　　新京报：120转运连遭大医院急诊无床困局，是你发的关注度最高的微博之一。急诊科病人滞留，应该是多年的困局。发那条微博时，有压力吗？

　　于莺：既然存在多年，为什么大家不站出来说？这个事情很好玩，谁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漏洞在哪里，但谁都不去改变，为什么？

　　新京报：你希望通过自己微博的号召力去推动改变？

　　于莺：我当然希望，因为我们急诊科一线的医护太苦了。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而急诊医生24个小时看360多个病人，绩效奖却跟这个无关。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公立医院应该是什么样的？

　　于莺：今天我好像谈了无数次理想（笑）。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高干病房完全剥离。特需医疗放开，只会让大夫们去特需医疗坐诊，那边的挂号费高，这是人的逐利本性使然。而普通门诊患者看病也不会因此而便宜。特需医疗挣的钱无非是为医院创收。

　　政府应建立开放的医疗市场，公立医院和社区联动，根据当地居民的需求发展老年病医院、妇婴医院，私立医院定位高端的特需医疗服务，有竞争也有互补。

　　新京报：没有特需医疗，公立大医院的医生会不会更没价值体现？

　　于莺：医生应该是自由流动的。医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技术特长，可以留在三甲医院看疑难重症，也可以去社区医院查房；有市场意识的，也可以去私立医院赚钱，或者像我这样，去做全科医生。

　　谈未来

　　想探索建立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

　　新京报：大环境没变前，离开协和医院这个“铁饭碗”，会不会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于莺：也有人质疑，说你又不是专家，以为自己了不起，离开协和这块“金字招牌”，看你撞得头破血流。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想好了，就按照我的既定路线走下去。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要去私立医院做全科医生，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划？

　　于莺：我是一个对医疗行业有想法的人。如果遇到好的投资人和志同道合的医生，我想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移动终端，去探索建立社区医生的个人平台。在这个信息化的平台上，为签约的居民提供健康和疾病管理。然后，触动政府把钱投向社区做疾病预防，而不是投给大医院去扩张，盖壮观的门诊大楼。

　　未来，不应再出现看个高血压，要在公立医院排几小时队这种情况；而像我一样，住在通州的医生，也会更愿意在自己家里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医疗服务。

　　新京报：没有政策支持，这种理想恐怕很难实现。

　　于莺：是的，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会成为炮灰，不过没关系。也许下一代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听过于莺的故事，能理解他们，就会触动改变。

　　新京报：还会继续写微博吗？

　　于莺：还会写。急诊室的故事没有了，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领域。比如我说过，我老公要去玉树支边三年，我还是“大爱清尘”的爱心大使，有故事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想可以探索建立社区医生个人平台，为居民提供健康管理。然后触动政府把钱投向社区做疾病预防，而不是投给医院去盖壮观的门诊大楼。

　　在公立医院这个学术评价氛围中，如果不去拼命发论文，会显得很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