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一种病，看不见、摸不着，家人不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碰到人我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只有我害怕？为什么我整天连门都不敢出，半夜三更躲在屋里写这些……”

　　李萌（化名）看到这段话，流下了眼泪：“有人和我一样！”她已经和这种“怪病”纠缠了10年。记得，发病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走上讲台念作文，她紧张得手直抖，最后连作文本都拿不住，同学们哄笑……从此她惧怕讲台。后来，惧怕蔓延，从惧怕“一堆陌生人”，到3个人以上的“众人”。她如今的大学生活，经常是窝在宿舍，窝在电脑前，有时会敲下一行字：“我孤独得要死了。”

　　李萌的“怪病”，叫社交焦虑障碍症，也叫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怖症，是一种对任何社交和公众场合都恐惧、焦虑的精神疾病。世界上约有7%的人患有这种病；美国的调查是13%，日本是15%；在中国，尚无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医生估计，患病率为10%，也有人说高达30%.

　　“恐友”

　　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的人，一定记得那个面对女性就没法说话的印度小伙子Raj.他正是患了社交恐惧症的一种——“异性恐惧”。李萌经常光顾百度“社交恐怖吧”，其中汇集了800多名“恐友”（社交恐惧症患者的互称），他们有不同的症状：脸红、视线躲避、一见异性马上失态……

　　这些人不同程度地“活在恐惧中”，有人能正常工作，只是，“单位里和我最熟的是门房间的狗”；严重的只能退到社会边缘，退学、辞职。

　　严格来说，他们并非都患了社交恐惧症，但都有明显的社交障碍。遗憾的是，中国对此还没有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唯一的正式数据是201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成都地区大中学生中的患病率为8.15%.

　　对于8.15%，心理医生并不惊讶。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新凯就接触到了社交恐惧症患者。第一个病人在实验室工作，她的痛苦，是受不了领导看着她工作——因为条件有限，大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她拿滴管的手就不停发抖……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首次把社交恐惧症写入《心理障碍的诊断与数据手册》第3版。美国学者发现，不少明星也有社交恐惧。1967年，芭芭拉·史翠珊在纽约中央公园音乐会上突然忘词，此后30年，这个完美主义者“无法在人前表演”；帕瓦罗蒂歌唱时总挥舞一块白手帕，他告诉别人，这不是“幸运手帕”，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紧张。

　　“现在人们的交际机会更多，工作和生活对交际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患病者会不断浮出水面。”根据10多年的观察积累，张新凯估计中国的社交障碍者在人群中占10%到30%.他强调，搞准统计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对这个人群很难调查统计——重病患者连医生都不想见；设法帮助患者“重返社会”，才是当务之急。

　　误诊

　　对于心理和精神疾病，往往不能像内科、外科疾病那样找到确切病因，医生更多利用一些理论来推导、推测。心理学界为社交恐惧分析的原因，包括遗传因素、成长过程中的“出丑”经历等，还有一个叫“无原因发病”。心理医生总结，来找他们的患者有个共同点——“有机会”：“他们有升迁等等的个人发展机会，必须走到人前、面对公众，所以求医。”

　　尴尬的是，国内对社交恐惧的研究还很少、很弱，大部分临床医生无法判断，以致频频误诊——这对青少年患者的伤害尤其大。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发育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有些孩子会变得很敏感，比如突然长个子的男孩怕被别人看作‘傻大个儿’，就不愿答理人，甚至不愿上学、出门。”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儿童与青少年保健科主任张劲松和张新凯意见一致：社交恐惧症多发于青少年时期，而误诊可能会贻误孩子终身。

　　张劲松曾接诊一个病例：这个男孩步入青春期后，走路不敢抬头，怕人，渐渐严重到连在家吃饭都用手遮着脸。父母觉得他“神经兮兮”，到医院诊治，被判定为“精神分裂症”。后来辗转来到新华医院，医生发现，这孩子不过是因为长了青春痘，怕出丑。当然，“退缩、孤僻之类的表现，确实让精神分裂症和社交恐惧症有相像之处。”

　　2000年左右，我国在临床上认定了社交焦虑障碍症，但误诊依然有。张新凯对这方面的临床诊治有“5阶段”的总结：第一阶段，患者求医多次，精神科医生查不出病因，只反复告知“不要紧张”；第二阶段，医生知道了社交恐惧，但没有治疗办法；第三阶段，能识别了，但只能开些不对路的药，好比为阑尾炎引起的发热病人开降温药，对阑尾炎却束手无策；第四阶段，开始意识到要做心理和药物的系统治疗；第五阶段，结合行为治疗做“系统脱敏”——帮助患者摆脱在社交中容易引起敏感乃至恐惧的困扰因素。

　　“脱敏”

　　做“脱敏训练”，张新凯曾有疯狂之举。他带着一群社交恐惧症患者，到人流密集的徐家汇商圈大喊大叫。“肯定有人会说我们是疯子！”“恐友”们惴惴不安。“别人不会关心你，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最多看你一眼，转身就把你忘了！”说罢，张新凯示范“嘶喊”。慢慢地，有人跟着喊起来。喊了一上午，“恐友”们个个大汗淋漓，终于有人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真好！”

　　张新凯说，社交恐惧症患者就是“怕出丑”。当然，这个“丑”是他们自己以为的，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要打破魔障，就得逼着他们面对人群“出丑”，通过持续不断的行为训练“脱敏”。

　　行为训练是国际公认的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它很费时间，对医生的要求也高。我国专门研究和治疗社交恐惧症的医生数量十分有限，因此明显“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疗法汹涌而来，李萌称为“黑疗法”。

　　单单针对“脸红”，就有诸般“疗法”。戴大框眼镜、留胡子、披头发、化“艺伎妆”……总之是尽可能遮住脸，让“显示”脸红的“屏幕”面积缩小。这是比较温和的做法。如今更流行“脸红手术”——“切断控制面部皮下毛细血管的交感神经分支，从此不脸红！”网上不时有人贴出“术后体验”。曾有人提醒“不要上当”，但马上被淹没在口水中，“你怎能理解我们的痛苦？脸红让我都想自杀了。如果手术有用，我一定会去试。”

　　张新凯理解患者的痛苦，在他多年累积的病例中，一半人企图自杀，20%的人曾尝试自杀。“这群人其实连我们医生都怕见。治疗的话，必须第一次就明显有效，让他们感觉‘立竿见影’，否则他们恐怕再也不会来了。所以，加强治疗方法的研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