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由于太古时期文学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便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中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

　　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李勣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所以可算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中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所述是中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

　　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李时珍在这部书中全面整理和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人民的药物知识，并作了很大发展。他改绘药图，订正错误，并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十六纲，六十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及有关药物等项，体例详明，用字严谨，是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也是中国科学史中极其辉煌的成就。李时珍长期亲自上山采药，远穷僻壤，遍询土俗，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对药物进行实地考查和整理研究，并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辟迂儒之谬论，痛斥方士之邪说，纠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药物品种和药效方面的错误，才使《本草纲目》一书达到前代一切本草远未达到的水平，这部书在十六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不但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研究动植矿物的重要典籍。清代乾隆年间赵学敏编成《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对《本草纲目》作了一些正误和补充，增药716种。

　　由汉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余种，各有所长，但可称为总结性的，只有上述几书。其余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兰茂）、专记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唐，李殉）。记载食物疗法的《食疗本草》（唐，孟铣）、记载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侧重药物鉴别的《本草衍义》（宋，寇宗黄）、侧重药物炮炙的《炮炙论》（南北朝刘宋，雷敩）以及便于学习诵读、翻检查阅或临症参考的中小型本草多种。清代道光年间，吴其浚的两部专论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专长编》问世，前者记载植物1714种，后者描述了植物838种。对于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叙述颇详，并附有精确插图，尤其着重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同名异物的考证，所以虽非药物专著，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中国古代人民关于药物的知识还收栽在许多医学和方剂学的著作中。例如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朝孙思邈的《干金备急方》和《千金翼方》、宋朝陈师文等所编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明朝朱橚等的《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书籍中收载的药物和方剂，很多至今还被广泛地应用着，具有很好的疗效。很多中草药的疗效不但经受住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而且也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有些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结构等也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黄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氢掌叶防己碱（延胡索乙素）、黄连和黄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蘖碱（黄连素）、黄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黄芩素、大黄泻下的有效成分番泻甙等等。为了保证药物的疗效，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药物的栽培、采收、加工、炮制、贮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医药遗产是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我们应当珍视这个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返观国外药物知识的发展，以埃及和印度为最早。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的“papytus”（纸草本）及其后印度的“Ajurveda”（阿育吠陀经）中均已有药物的记载。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在医药的发展中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希腊医生Dioscorides的“Materia  Medica”（药物学），古罗马的Galen（公元131～200年）所著“Materia  Medica”（药物学），阿拉伯医生Avicenna  （公元980年）所著“Canon  Mediclnae”（医药典）等都是专门的药物学著作，对古代医药学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现代中药科学的发展和概况

　　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尽管困难重重，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体例、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前者以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较有代表性。该书有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各论按功效分类，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用量、禁忌、处方等。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更简明实用。如秦伯未《药物学讲》，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属于传统药论性质。该书结合个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功用以及鉴别、炮制、煎煮法等，有较好的影响。

　　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以肖步丹《岭南采药录》、高宗岳《泰山药物志》较有特色，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大多内容丰富、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以传统、简要为特点；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则多为经验之谈。其他方面，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伪药条辨》补订而成的《增订伪药条辨》，载药110种，就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杨华亭《药物图考》，摘引本草文献，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并附有图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炮制制药方面，如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当时的中药学著作，除了传统的表述外，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汇通派医药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学的某些成果，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成分、功效及其药理等，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在各种著作中，以郭望《汉药新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及阮其烃、王一仁、董克仁的《本草经新注）等较有代表性。

　　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知识广泛，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故不仅便读、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全书270万字，收药目4300条，每药分别介绍命名、古籍别名、基本、产地、形态、性质、成分、效能、主治、历代记述考证、辨伪、近人学说、配合应用、用量、施用宜忌、参考资料等21项。资料丰富、全面，汇集了古今有关论述，并有附图。它是中药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型辞典。除上述外，反映在本草或中药学术的进步，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功效和主治已明确分别开来，功效表述较准确，增加了中药剂量，以及逐渐用科、属、种名表示中药基源等。

　　这一时期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已成为研究植物类中药的自然来源（分类）、性状或鉴别等新兴的学科，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赵燏黄《中国新本草图志》、《祁州药志》、《现代本草生药学》和裴鉴《中国药用植物志》等，均很有代表性。与此同时，也从化学成分、药理等方面对若干常用中药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其中以陈克恢对麻黄成分、药理的研究最深入，而且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其他学者对洋金花、延胡索、黄连、常山、槟榔、鸦胆子、益母草、乌头、川芎、当归等百余种中药进行了成分、药理或临床研究，开拓了中药现代研究的道路。

　　民国时期有许多中医药社团、院校，虽属民办，但在传播学术、交流经验，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27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普及与发展，在研制药品、防治疾病中，大量采用中医药，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制定了以团结中西医和继承中医药学为核心的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中医药事业。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中国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中药学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1954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本草古籍，计有《本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纲目》等数十种。60年代以来又辑复了《吴普本草》、《别录》、《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十余种，对研究和保存古本草文献有重大意义。

　　随着中药事业和学术的发展，新的中药著作大量涌现，范围广、门类齐全。其中一批中药著作反映了当代水平：

　　①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的《中药志》，原书分四册，修订后全书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