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是如此，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自己主办的首届“医界领袖和意见领袖沙龙”上，首席执行官（CEO）辛树林仍然遭到关于其人才储备的追问——除了上海交大系旗下12家公立医院的支撑，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能否招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确能化解燃眉之急，然而现任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的张强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并不看好未触及体制变革的多点执业，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毋庸讳言的是，高端医疗发展最亟需的顶尖医疗人才，或许正是最不愿意脱离体制的群体。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惟医改的深化而不能。

　　供需错配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是不争的事实。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2012年底又一位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医生走出体制，今年6月于莺辞职。

　　他们逃离公立医院的原因，远非简单的高薪诱惑，而是日益看到了体制的弊端。

　　于莺就曾说过，航母式的大型医院，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而类似协和这样的顶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背后，是基层医疗体系的孱弱乃至萎缩，患者就诊的倒金字塔结构难以得到扭转。

　　而于莺反对过于重视SCI论文的评判体系，也在医生同行中多有共鸣。先她一步离开的协和同事朱岩自述“更喜欢给病人看病”，然而公立医疗体系内，医生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服务，还要看在学术圈的地位，朱岩觉得这些“很虚”。

　　更多的医生反映，公立医院要把很多精力用于为“创收”而开药、应付医患纠纷，并不能全副身心考虑如何治疗。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的张晓东、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离开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等，纷纷无奈递交辞呈。

　　不过毋庸讳言的是，这些尚且年轻的出走医生与高端医疗的人才需求并不完全匹配。由于医疗资源的错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患者无法分流，医疗技术最精湛的医生始终集中于三甲医院；并且由于公立医疗体系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这些人也必然资历较深年龄不小，已逐渐享受到体制的红利。

　　以“非典型医生”这一ID活跃于微博上的广东省广医一院医师张子谦，近日作出一个诙谐形象的比喻：“对于体制内的医护而言，中国医界无异于A股市场：由于进场时间先后有别，目前来说，50岁以上的，基本是体制受益者，中盈。40-50岁的，小盈。30-40岁的，保本。23-30岁的，巨亏。”

　　由此不难理解高端医疗招人不易。2012年已届66周岁的胡大一，早已过了医师的黄金年龄，他离开公立医院的象征意义远比不上年富力强的张强医生。张强医生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医疗团队，自由执业是必由之路——显然，他是一个难以复制的特例。

　　多点执业仅是权宜之计

　　尚未开业，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已经商谈好与上海交通大学旗下的12家附属医院开展合作，每家选取1-2个专长科室，将顶尖医生派至医学中心开展诊疗，比如血液心脏类就选瑞金医院。

　　新医改正在力推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为上述合作提供了基础，但这不可避免地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之势；而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方面也证实，诊疗业务收入的相当部分，要分别补偿给前来多点执业的医师和他们第一执业地点的医院。

　　事实上，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有关部署，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将被剥离进入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以人员、品牌、技术输出等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但一贯强势的三甲医院们对此不无微辞，而医师多点执业更使这一决策变了味——有关专家担心，上海所谓的剥离特需，搞不好或变成公立大学开设二级学院的方式。

　　张强认为，多点执业是一种不彻底的改良方式，它没有根除附着于公立医疗体制的身份管理及其相应福利，多点执业的医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

　　早两年跳出体制、并因民营医院不守信而卷入诉讼的著名心血管专家周乐今透露，他6月下旬到广州讲学，了解到广东省正在针对医生“多点执业”进行布置。这表明“官方认为只有先搞好‘多点执业’，才可能最终迈向‘自由执业’”，周乐今在微博上坦陈己见：“这恰恰说明要打破垄断，前路仍很漫长！”

　　曾有10年科主任经历的张强同时表示，他不太看好医疗机构之间的科室合作，以往这方面的尝试并不太成功，如果相互配合不好还会有很多隐患。

　　显然，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最初的运营模式，很多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高端医疗要获得发展，并与公立医疗体系各司其职共享天下，有赖于改革的深化，打破后者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