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在欧盟，是不是灭多威已经全面禁止在茶叶上使用了？

　　简秋：首先是欧盟本身就不生产茶叶，它的茶叶大部分进口自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这几个国家是它主要的茶叶贸易伙伴国。其次，欧盟对于没有在他们国家登记的农药实行的是一律限量标准。这个一律限量标准可以说不是一个安全值，因为它没有经过风险评估，它只是一个国家为了满足它的贸易需求制定的一项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制定这个标准不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而是从贸易利益考虑，制定了这项标准，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不用，但是一旦在贸易上有了纠纷，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一律限量标准拿出来，作为谈判的砝码来使用，所以它的这个0.1mg/kg和我们的3mg/kg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WTO成员国之间限量标准的制定都要按照官方评议的程序通报其他国家，把所有用于风险评估的数据提交给其他成员国的专家去评估，所以其他国家制定的哪项标准，哪些是有评估数据的、哪些是没有评估数据的，对于WTO各成员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我们通报出去的2000多项标准，我们同样要把评估数据提交给其他的WTO成员，让他们去评估我们的标准是不是科学。

　　新京报记者：中国有没有打算向国际食品法典申请制定这项限量值？咱们出口到欧盟的茶叶是按0.1mg/kg算的还是按照3mg/kg算的？

　　简秋：我们有这个打算，对于如何参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农业部是有规划的。欧盟的茶叶限量标准有好几百项，欧盟现在涉及到的农药残留标准有14万项之多，不是每一个农产品出口到欧盟去的时候都需要对每一项农药残留进行检测的，这个管理成本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起的。它制定这个标准，就是有用的时候就用，要拿它说事的时候就用，不拿它说事的时候就把它搁到那儿，就是一个谈判的砝码。为什么我们国家加入WTO以后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标准说话，就是这个意思。

　　新华社记者：请问前一段时间立顿的事件，这个事情导致公众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残标注和国际是不一致的，是低于国际标准的，能不能笼统回应一下，整体评价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标准到底是高还是低，或者在这些标准中，有多少是高于国际的，有多少是低于标准的，有多少是还没有标准的。第二个问题，如果禁用的农药在茶叶中检测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判断出它是违禁使用了这个农药，还是环境中残留下来的或是飘移来的，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

　　简秋：刚才我在介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科学依据的时候，曾经向媒体的朋友说过，这一项标准是基于四步，在这里面，各个国家居民膳食结构和消费量以及气候带和病虫害发生规律不一样，标准之间本身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很难说谁比谁高或者谁比谁低。

　　第二，刚才这位记者提到，咱们的茶叶标准如果和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作比较的话，我有一组具体的数据来作解释，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是不是能回答你关心的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

　　国际食品法典标准3000多项标准中，涉及茶叶农药残留标准有15项，我们国家制定的茶叶标准是27项，因为我们是茶叶的主要生产国和贸易国，我们的茶叶标准要比国际食品法典多。国际食品法典这15项和我们中国的这27项中，有6项是交叉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国际食品法典也有。在6项中，其中有2项，我们和国际食品法典是一致的，有2项我们严于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还有2项比国际食品法典稍微宽松一些。

　　李文星：我再补充一句。刚才提到了贸易措施的本身，贸易措施针对不同的产品，一个国家是整个的标准体系，可能制定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的贸易，在一个产品的标准上就偏严一些，另一个产品的标准就宽松一些，不能从单一的一个产品的标准去衡量整个国家的标准体系。

　　董洪岩：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从检验结果看，检出的是否是使用高毒农药还是在环境中存在和飘移造成的。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行为过程来看，既然规定了不得使用，那么，凡是使用者使用了，就是行为违法，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举个例子，乳粉中的三聚氰胺，可能由于其他原因由漂移带来，但是凡是将三聚氰胺在食物中添加一点点，虽然结果符合要求，也是违法行为，发现了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第二，关于结果判定，虽然环境中有残留、存在着漂移，检测结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如果你使用了违禁农药，符合这个要求的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多数情况下，你只要使用了，一定超过这个限量要求。

　　季颖：我再补充一点，因为1586号公告是2011年6月15号发布的，所以抽到的茶叶有可能是去年6月15号前就生产出来的。

　　新华社记者：在过程监管上，在职能上由哪个部门负责？在行为过程监控方面是怎么做的？

　　董洪岩：食品安全监管，是分段管理，在农产品生产环节，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是农业部门的职责。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农技推广机构、动物防疫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延伸到乡镇，特别是乡镇应该有人员加强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一方面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另一方面全面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

　　光明日报记者：材料中提到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调查报告，请问我们作为政府权威部门，能否认为这个调查报告中的很多情况是科学属实的？一个NGO组织做这种专业的事情，可能在哪些方面存在不科学或不够专业的地方？

　　董洪岩：第一，没有公布关于这个检验机构的名称，到底是哪家检验机构检的？第二，测的这些药残的值都很低，坦率地讲，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药是正常的，也是必需的，不然的话，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0500亿斤以上，如果不能使用药，至少要减少20%-30%.用药如果合理的话，一定能满足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凡是报道的这些，一个是有标准的，完全在标准的限制范围内。它的报告说明我们近几年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应该说起到了一定效果，调查报告报的农药残留这么低，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个结果，所以感谢绿色和平组织帮我们做的这些宣传。第二，日本的肯定列表中，因为有5万多项化学品，按照日本肯定列表的要求，也是完全达到的。第三，没法评价，就是没有标准，国际上任何国家没有定标准的原因是，即使使用了，存在一些残留，应该讲人正常食用是不会造成危害的，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我们认为，绿色和平组织报道出来这些，指标数是符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水平和实际情况，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和绿色和平组织在一起探讨，共同讨论样品采集的来源、样品采集的程序和方法、检测中心送样的程序、检验报告的法律效力，如果存在问题，我们愿意、也希望把这些问题管好，同时把产业发展引导好。我们国家在逐步将低毒、低残留的那些药给予政策引导，让老百姓愿意接受，国家政策也支持，管住高毒的，我想，一段时间之后，农残不是真正的关注点，真正的关注焦点应该是保质期、微生物污染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避免不了一定会经过关注化学物质这个过程，这是现阶段。

　　健康报记者：刚才董处长说过，我们每年都对各类农产品的农残进行抽检，农业部对抽检的结果会不会实时公布？因为最近两年食品安全问题总是在问题爆发以后，各个相关部门才出来解释或者开通气会，请问咱们有没有计划，会在常规工作中就把农产品抽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董洪岩：从2002年开始，农业部原来是每年5次例行监测，当时是在全国选择了36个省会城市，目的是了解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状况和水平，现在，每年4次例行监测，已扩大到144个大中城市，涵盖所有省份。每次的结果，我们都进行了公布。同时，每年安排质量状况普查，开展风险监测，目的是从监测过程中发现那些隐患比较高的污染物，如果发现了隐患比较高的污染物，一是通过科学的评估，制定合理的限量，二是在政策调整时取消这类药，并通过依法监管的措施解决。

　　在2000年那个时候，按照标准判别，农产品合格率仅为58.5%，近几年都稳定在96%以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我国是千家万户的生产，存在着一些违规使用禁用农药，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允许使用，但使用不合理和收获间隔期不当等问题。我想，一方面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正确引导，加强培训，在一段时间之后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水平会比现在向前再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