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拿药品回扣450亿元，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

　　什么药能治中国医生的“病”

　　医生抱怨政府投入不够，自己是体制的替罪羊

　　看病离不开医生，医改也离不开医生。然而，在本次医改中，医生总体上是被动而沉默的。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话讲，也不是他们没有问题讲。事实上，正如一些评论所说，中国的医疗体制“病”了，体制中的医生也跟着被传染着。什么药能治中国医生的“病”？两会上，委员们议论纷纷。

　　管住医生的处方笔，“回扣”不容回避

　　“现在的大环境是，不拿回扣的医生在科室、在医院就会成为‘另类’，因此只要有人送，谁都敢拿。”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说，尽管各方都刻意不提及，但是医疗体制改革不应回避医院中各种名目的“回扣”，管不住医生的处方笔，看病贵的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据陈重华了解，药品回扣，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保守一点，按15%计，全国一年的药品回扣额也达450亿元之巨。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各种检查所用的耗材、试剂也是如此。

　　陈重华举了浙江某市的一个例子。该市CR设备招标，竟出现投标价负7万元的怪事，但随之而来的是连续几年必须使用该厂耗材的协议条款。这明摆着是将设备款转移到耗材中去。如果没有足够的耗材回扣，这种耗材的使用量就不可能达到厂家获得相应利润的可能。

　　高值耗材，尤其是植入性耗材，更是回扣惊人。卫生部组织高值耗材招标后，浙江一医院某科室，再与厂家谈，明言要把应给医生的回扣统一交给医院，仅此一个举措，价格就在招标价基础上，下跌了25%～30%.这就意味着没有这样做的医院，医生每用一件这样的耗材，回扣可达 2000～3000元。

　　“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合理施治吗？怎能不过度医疗？医疗费用又怎么能得到控制？”陈重华采用了一个专家的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保守计算也要达到总费用的三成以上，即全国的总额应在1800亿～2000亿元之间。

　　陈重华以为，这么严重的形势，仅仅靠药品、耗材的招标是不能改变的，卫生部高值耗材的招标就是实证；靠虎头蛇尾的反商业贿赂也是难以解决的，这一点早由愈演愈烈的回扣风所证实。

　　他建议，回扣风劲是长期以来人们默认的结果，是只惩罚受贿者，不惩罚行贿者的结果，有必要严格按刑法的规定，严惩双方。唯此，才能从源头上有减少回扣的可能。同时，卫生监督部门应在规范临床路径上多下工夫。之前，这方面虽有举措但大都未落实。卫生部在《处方管理办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性质、功能、任务，制定药品处方集”，可是颁令三年，却未见一家医院实行。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医生拿回扣肯定是有的，也是不对的，但是至于到了什么程度，他不是很清楚。说到原因，既有体制上的，比如以药养医的长期实行；也有个人道德品质上的。“现在医改搞医药分家，再加上其他措施，我相信会逐渐好转的。”

　　眼里只有钱的医生肯定不是好医生

　　“光靠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一个医生眼睛就盯在钱上，那他肯定不是也当不成一个好医生。”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记者，想到医改就是加大政府投入的看法是不对的，如果调动不了医生的积极性，“钱给多了，反而更糟糕”。

　　长期以来，医生的收入始终是一个难分难解的话题。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舆论的孕化，公众倾向于认为医生是开大处方、大检查的“白狼”，进医院都得大着胆子、精力集中方能免于被宰；按照账面的工资和收入，医生们则抱怨说，医疗服务费几十年不涨价，一个医生的挂号单只有区区几块钱，对不起自己多年的学习和辛苦的劳动，没有更高的待遇怎么可能笑着干活儿？

　　在全国政协医卫组的讨论上，医卫界代表强调最多的就是政府的投入。他们认为，医疗界诸多怪现象，比如大处方、大检查，跟政府没有担当起责任有关，财政投入不足更是难脱干系。病人感觉看病贵、看病难，不应该把责任全推到医生头上，医生只是体制的替罪羊。想要牛干活儿又不给牛吃草，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儿。何况，以药养医是原来的国家政策，利用市场手段发展医疗资源是政府默许甚至推动的。如今要公益性，要让病人舒服地看病，政府就该拿出更多票子来。

　　黄洁夫认为，这是委员们代表医生在发牢骚，未必当真。如果仅仅以钱而论，投入多少合适？医生收入多高才行？“钱多少也不嫌多，李嘉诚也是缺钱的，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他说，美国人每人每年医疗费用7000多美元，是中国人的几十倍，但是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毛泽东时代，中国医疗投入寥寥，可是它带给中国人的服务和保障举世为之叹服。“医生们只喊投入，说明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

　　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黄洁夫说，只用钱来调动积极性是不靠谱儿的，因为现实中并不是谁钱越多越幸福、官儿愈大愈快乐。何况，当初在择业的时候，大家肯定不是为了赚大钱才当医生，否则应该选择商学院或者去卖房子。一个医学生进校门第一件事就是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为患者福祉服务上。“我觉得三方面要满足：第一，社会的尊重和认同；第二，能安居乐业体面生活；第三，有职业发展空间。”

　　目前，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社会言论对医生的压力很大，医生无法从自己的职业中找到成就感和荣誉感。人们对医生、医学存在不少的误解。如果能够改善执业环境，让医生觉得自己很体面、对社会很有用处，让有医生的家庭感到光荣，那么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激励。

　　“财政的钱也是老百姓交的税，政府自己是没有钱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我也希望财政多关照医疗，但是我不认为，只要投入多了医改就能成功。调动600万名医生的积极性，这也许比几百亿投入还要来得管用。”黄洁夫说。

　　培养不出好医生，看病不是贵而是悬

　　“我1961年上大学，医学实验动物是狗；等到我的学生，实验动物是兔子；等到学生的学生，实验动物是老鼠。从大变小。然而，实验小组却是由小变大。我学习时，做解剖是两个人一个小组；现在是20个人看多媒体，完全没有生命概念。”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医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迟宝荣对记者说，医疗改革固然要呼吁政府多投入，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是更要关注存在诸多问题的医学教育，否则，培养不出好医生，“看病就不是贵了，而是悬了”。

　　“医学生和医生，一字之差，却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责任。”迟宝荣说，目前，高校特别是地方所属的医学院校的教学资源、师资队伍、师生比例、生均经费不足，教学质量已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完成从医学生到医生的关键跳跃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大问题。

　　迟宝荣认为，目前医学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麻烦的是医学生的生产实习时间和内容难以保证。生产实习是医学生在校教育的最后一年，不仅是学生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更是医生职业道德培养的重要阶段。然而，那时的医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究生，根本难以安心实习，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执业医师合格率。“现在苗头已经露出来了：有些医学毕业生学历很高，理论水平不错，可是看起病来却什么都不会，当医生可不能眼高手低啊。”

　　迟宝荣建议，国家必须完善医学人才模式，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实践教育的环节，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增加他们的培训机会，真正提高他们对群众的救治能力。“随着政府投入加大，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看病贵的矛盾将会慢慢得以改观。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合格的医生，那么就是有钱，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