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比例失衡难走远

在此次由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办的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承座谈会上，唯一的中药专家、国药大师金世元颇为感慨：“作为一名中药界退伍老兵，我真为中药人才短缺、中医中药发展严重不平衡担忧。”

金世元分析，中药人才短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缺编制，另一个是在编人员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专业教育方面，全国大学的中药专业情况也不是很好，培养的中药人员专业不全面，尤其是中药炮制和中药调剂课程，有的专业甚至连教材都尚未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中药专业工作是外行在做。”讲到这里，金世元显得很激动，“全国近500名国家级带徒导师，中药导师不到15人，再不抓抢救性传承，老专家会越来越少，要传承祖国中药遗产，恐怕就更难了”。

对于金世元的发言，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颇有共鸣：“俗话说，有好医也得有好药。自古中医中药不分家，医靠药治，药为医用，只有医药结合才能克病疗疾。”两位专家呼吁，要继承祖国中医药遗产，就要将中医中药通盘考虑，未来要重点加大中药接班人培养力度。

跟师“蜻蜓点水”难学精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已经做了几十年中医教学工作，并曾对112名近现代名中医的成才之路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调研。在他看来，成才因素无非两点：博极医源、勤于实践。

“博极医源，就是善于治学、熟谙经典。”王琦解释说，掌握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文献调研表明，112名中医大师的学术基础无一不以经典著作为根本，他们平均学习的书目达200多种，既有国学经典、中医经典著作，还旁及各家学说。“而现在呢，不但读不了那么多，也读不了原文，都是删减后的现代文版本，还有多少年轻人识得经典原貌，有机会了解经典的原意呢？”

“勤于实践是指多做临床诊疗。”王琦说，任何一个中医大师，都是在为病人多年服务的临床岗位上成才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保证跟师临床时间，多的是蜻蜓点水式的学习，打几个电话、登几次门、抄几次方，实际跟老师学习的时间极其有限。”对于上述做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姜良铎教授难掩忧虑之情。

既是国医大师张学文的学生、又是国家级师带徒导师的姜良铎表示：“跟师必须做好两点：一是抄方，必须老老实实、不折不扣、长时间地跟着老师抄方，光靠看看、问几个问题绝对谈不上传承，甚至连门都没入。二是要案例教学，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跟师学习。在中医行业里，这是传承的不二法门。”

传承创新轻重不分

中日友好医院晁恩祥教授等几位老中医专家凑到一块，也“总琢磨传承这个事儿”。让这些老伙计们担忧的问题不仅仅是传承本身，还包括在中医药传承和创新方面的轻重不分。“历代这么多中医著作，不少是呱呱叫的，现在中医界各个学科还在用。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基础还没打牢，就忙着出自个儿的著作和方子。”

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坦言：“过去我比较重视创新，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传承工作的急迫性。我们的看法是，传承、创新并重，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发展，但传承更急迫，带有抢救性质，必须给予重视。”

在张伯礼眼中，传承传统要区别于学院式教育。比如，对于传承博士的审视就不能过多停留在写了多少论文、著作上。即使是论文写作也应与一般的研究性论文区别开来，要把老专家们对于治病的理法方药的认识系统、治疗经验、治疗方案、用药精华真正传承下来。

“评估师承教育的效果，就是要看临床水平，看能不能培养出新一代名医，能培养出多少。”王琦一针见血地指出。

医德医风须一路同行

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德禄教授近年来不少时间都身在国外，回国一带徒，发现不少让他惊讶的事情：“现在的师带徒博士出了很多书，有时候看得我都起鸡皮疙瘩。我1963年毕业，跟着我的老师抄了30多年的方子，现在也不敢说把老师的学术精华、思想都学到了。但现在的学生只跟了3年、每个礼拜只跟两次，就能给老师出医集。”

对于田德禄痛批的怪现状，王琦也有同感：“写出来的文章都说是老中医的思想，实际上是东抄西拼。传承失了真，可要坏事。”

真传背后，是德行在支撑。“带个好徒弟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带了医德不好的徒弟也可能给老师抹黑。因此，为师者一定要选好自己的徒弟，一定要德行高、有悟性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国教授说，在师承教育中，医德医风的传承必须一路同行。

“那时候在中医院跟师，老师对我们非常好。我们8点上班，老师7点就到位了。不但让我们跟着抄方，还要给我们耐心讲解，讲完以后要考我们。老师在临床中体恤、关爱患者的一举一动，也对我们影响很大。”回忆往昔，北京中医医院李祖珍教授感慨，现在提倡师承，也应该从服务机制、激励机制上鼓励更多这样的好老师，带出更多的好徒弟。